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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战略驱动下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实践和思考
数字经济时代,商业银行风险治理正经历从“经验主导”到“数据智能驱动”的范式变革。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金融机构应坚持创新驱动与风险防控协同发展的核心原则,通过数字化转型构建智能化风控体系,并依托穿透式监管筑牢金融科技安全屏障。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投入规模已突破3500亿元;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智能风控渗透率已经超过90%,区域性银行人工智能(AI)工具应用率约40%至50%。
然而,技术赋能的双重效应不容忽视。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或万国商业机器公司(IBM)和波耐蒙研究所(Ponemon Institute)联合发布的《2024年数据泄露成本报告》显示,金融业数据泄露成本平均高达608万美元,位居全行业第二;而算法歧视引发的合规争议也成为监管焦点。因此,本文从技术赋能、风险嬗变与监管响应三层递进视角,解构数字战略对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深层影响,尝试提出敏捷监管与韧性治理并重的应对策略,为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实现风险可控、创新包容与伦理合规的动态平衡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数字技术的加速渗透与金融生态的深刻变革,正倒逼商业银行从战略高度重构风险治理体系。数字战略通过外部环境压力和内部效率动力,揭示了传统风险治理范式静态、割裂与滞后等根本性缺陷。
(一)数字战略的驱动逻辑。主要源自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倒逼。一方面,外部环境压力是商业银行实施数字战略的主要推手。首先,客户行为数字化迁徙。根据《2024中国数字银行调查报告》,个人手机银行用户渗透率高达88%,企业手机银行开通率为75.9%,传统线下尽调模式因无法覆盖无信用记录的“长尾客群”而失效,迫使银行转向网络行为数据、社交数据等非结构化信息构建动态风险评估模型。其次,市场竞争格局的重塑。金融科技公司凭借技术与数据优势,抢占支付、理财等核心业务。以区块链跨境支付为例,2023年,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与中国香港金融监管局联合实验项目(Inthanon-LionRock)的公开报告,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支付试点中,交易流程可缩短至10秒以内,端到端成本较传统模式降低约50%。相比之下,传统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跨境汇款(非gpi服务)通常需通过2至3家中间行,平均耗时3至5个工作日,成本占汇款金额的5%至7%,这对依赖人工审核的银行形成降维打击。最后,监管政策的刚性约束。各国纷纷推动开放银行、数字货币等技术,要求银行开放API接口并提升数据治理能力。欧盟《数字运营韧性法案》(DORA)强制金融机构通过数字化风控压力测试;2019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启动数字人民币试点,并积极推进银行开放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将数据治理能力设为监管考核的关键指标。
另一方面,内部效率是商业银行推行数字战略的动力。从运营效率看,传统银行模式效率低下,而AI自动化审批技术可以实现每秒处理万笔业务。例如,微众银行的信贷系统,弹性IT架构支撑前台快速迭代与后台稳定运营,2024年上半年,账户安全服务满意度高达98.2%,成功拦截了38.7万笔高风险交易,涉及金额12.6亿元,挽回用户损失9.8亿元;从数据资产看,其价值释放严重不足。传统模式下,因银行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客户画像完整度不足,而数据中台建设通过跨部门整合与穿透式分析,可大幅提升画像完整度,为精准风险评估与客户分层管理提供新动能。
(二)传统风险治理范式的困境。数字化转型冲击下,商业银行传统风险治理模式的系统性缺陷日益凸显,集中表现为信息处理滞后、风险覆盖狭窄和协同机制低效的三重矛盾,制约了银行应对复杂风险环境的能力。
首先,信息处理能力滞后。传统模式依赖财务报表、信用评级等静态数据,更新周期长达30天以上,难以实时捕捉客Kaiyun官方网站户风险动态。例如,中国银行业协会的调研显示,某股份制银行因未能及时识别房企现金流恶化,导致30多亿元不良贷款集中爆发。更为严峻的是,风险评估过度依赖专家经验与人工判断,主观偏差削弱了评估的客观性。例如,2023年,原银保监会通报的案例中,某区域性银行因信贷员过度乐观导致中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高出行业均值2.3个百分点。
其次,风险覆盖范围狭窄。传统模式长期聚焦大型企业,而财务信息不透明和信用记录缺失的中小微企业则被局限在角落里,其不良贷款率远高于大型企业。同时,跨部门、跨市场的风险传染长期被忽视。2024年,贵阳银行在供应链融资中由于面临交易对手违约及担保人不履行担保义务,尽管有抵押物和质押物,但仍然无法完全避免损失,最终导致银票承兑业务“踩雷”,涉及金额超16亿元。
最后,协同机制低效。根据中国银行研究院2025年《建设金融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的相关思考与建议》报告,55%的调研银行存在严重的“数据孤岛”,59%的调研银行数据价值挖掘能力欠缺。中国银行业协会2022年案例显示,反洗钱系统与信贷系统割裂导致某国有银行错过拦截跨境欺诈交易,损失超过亿元。业务部门追求规模扩张而风险管理部门滞后介入的冲突也屡见不鲜,某银行因风险策略未前置介入产品设计,新产品上线后即触发合规争议,导致事后整改成本陡增。
上述三重矛盾的本质在于传统风险治理的静态性、割裂性与滞后性,与数字时代高频、跨界与联动的风险特征形成冲突。信息滞后导致风险响应迟滞,覆盖狭窄加剧金融排斥,协同低效放大决策成本。而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嵌入与数据驱动,为重构风险治理逻辑提供破局路径,但其进程也需直面技术赋能双刃剑下的新型风险挑战。
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正在系统性重构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逻辑框架,推动其从“经验主导”向“数据智能驱动”的范式跃迁。这一转型以风险识别、评估、处置的全流程智能化为主线,以组织架构的生态化协同为支撑,形成技术、数据与机制融合的新型治理体系。
(一)风险识别:从静态经验到动态穿透。传统风险识别依赖人工经验与静态数据,存在信息滞后与覆盖盲区。以信贷审批为例,通常,银行人工审查合同文本的平均耗时达3至5天,且关联贷款识别率相对较低,从而暴露出传统模式在效率与精度上的双重局限。而数字战略通过技术赋能可以突破上述瓶颈。一方面,非结构化数据挖掘。2023年,微众银行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自动化解析合同条款,识别隐藏风险条款与语义歧义,审批失误率明显缩小,显著降低人为疏漏风险。另一方面,行为图谱建模。工商银行基于用户交易流水、社交数据等多维动态信息构建风险画像,AI模型实时监测异常交易模式,反欺诈识别准确率大幅提升,实现从单点审查到全景监控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区块链技术进一步强化数据可信度与追溯效率。兴业银行的“兴享”供应链金融平台通过实时追踪供应链交易数据,将风险信号识别时间从数天压缩至数小时,中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也大大下降。这一实践表明,技术协同不仅提升风险识别速度,更通过数据穿透打破信息壁垒,为长尾客群服务提供可行性路径。
(二)风险评估:从线性审批到全链条智控。传统商业银行风险评估长期受限于线性流程与刚性规则。人工初审、线下尽调、终审及贷后抽查的串联式流程平均耗时30天,且高度依赖抵押担保等传统风控手段,难以适应高频、动态的市场环境。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融合与模式创新,推动风险评估向全链条智能化跃迁。其中,技术重构信任机制成为转型核心。例如,建设银行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贸易金融平台(BCTrade),实现信用证开立、传输与核验全流程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业务处理效率并降低了操作风险,充分验证了分布式账本技术在降低人为干预与信息篡改风险中的价值。而物联网实时监测则进一步拓展动态风控边界。例如,平安银行通过车载物联网设备追踪物流企业车辆位置、货物状态及运输轨迹,实时评估抵押资产价值波动,动态调整授信额度,显著降低了货押融资坏账率,凸显物联数据在风险量化中的实践意义。
此外,非传统数据赋能长尾客群是另一突破方向。网商银行基于卫星遥感技术监测农田植被覆盖度,结合气象模型预测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概率,构建农业风险评估动态框架。该模型将风险预警时间从灾害发生提前至播种决策,使农户贷款坏账率明显下降,为解决农村金融的征信空白难题提供技术范式。上述实践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区块链的可信追溯、物联网的实时感知、AI的数据融合,打破了传统风险评估的时空局限与信息壁垒,推动风控逻辑从静态抵押依赖向动态数据驱动演进。
(三)风险处置:从被动响应到预测干预。传统商业银行风险处置依赖事后催收与资产拍卖等被动手段,不良贷款现金回收率不足四成,效率与成效双重受限。在智能技术驱动下,风险处置机制正从事后补救向预测干预模式跃迁。其中,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自动化执行机制成为关键突破。例如,2023年,中国银行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智能清收系统,将贷款违约条款编码为可自动触发的链上合约。一旦触发违约条件,系统即时冻结抵押资产并启动拍卖流程,不良贷款处置周期从6个月大幅压缩至2个月左右,现金回收率也大幅提升,显著提高资产处置效率与透明度。物联网与遥感技术的预警前置进一步拓展主动风控边界。网商银行通过卫星遥感实时监测农田植被指数与气象变化,动态分析农作物生长风险,在播种期及时调整农户授信额度。此举将风险处置窗口从灾害发生后的被动应对提前至灾害发生前的主动干预,自然灾害导致的坏账率明显下降,实现风险防控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的范式转型。上述实践表明,数字战略通过技术赋能重塑处置逻辑,推动风险管理从滞后性补救转向预见性调控,为商业银行提升资产质量与经营韧性提供全新路径。
(四)组织架构:从割裂管控到生态协同。数字战略不仅革新风险管理工具,也更深层次地推动了商业银行组织模式向开放化、协同化重构。一方面,横向整合打破数据壁垒。工商银行通过构建“智慧大脑”数据中台,整合客户管理、反欺诈等20多个系统数据,用户画像完整度大幅跃升,用户标签数量增长3倍,反欺诈模型开发周期缩短65%,实现跨部门数据的实时共享与策略协同。同时,纵向穿透强化全域管控。中国银行的“融安e核”系统搭建了总行、分行与场景三级智能风控体系,实时监控全球分支机构交易动态,2023年拦截跨境诈骗资金超4亿元,基层风险策略执行偏差率压降至0.5%以下,确保全行风险管控的精准落地。另一方面,生态协同拓展联防边界。星展银行通过1300个标准化API接口,深度嵌入汽车、物流等生态场景,实时获取供应链交易数据与用户行为信息,生态链欺诈识别率显著提升,验证了开放银行模式下跨机构风险联防的实践价值。上述变革表明,技术赋能通过横向整合、纵向穿透与生态协同三重路径,推动商业银行从封闭式管控转向开放式治理,为应对数字化时代的复杂风险生态提供组织保障。
上述技术赋能虽显著提升商业银行风控效率,但其衍生的数据主权争议与算法伦理困境也同步凸显。传统风险的复杂性与新风险的交叉涌现亟须监管约束与伦理校准的双重制衡。
(一)传统风险的复杂化演进。数字技术在提升风控效率的同时,也使传统风险呈现复杂化、跨界化与非线性化特征。首先,信用风险从个体违约向生态链传染升级。开放银行模式下,风险传导路径突破单一客户边界,2023年,根据原银保监会的风险提示,某城商行因合作方API接口漏洞导致客户数据泄露,触发跨机构连锁违约,损失规模较传统模式扩大至少3倍。虚拟身份盗用与深度伪造技术进一步加剧风险隐蔽性,2025年,香港“AI换脸诈骗案”涉案金额达两亿港元,显示欺诈手段已从物理伪造转向数字仿真。
其次,市场风险由周期性波动演变为算法共振冲击。量化模型同质化与数字资产价格联动催生新型顺周期性。2023年4月,元宇宙平台Decentraland的元宇宙地产成交价格中位数跌至5美元,较2022年的45美元暴跌近90%,风险迅速传导至挂钩的银行结构性理财产品。更有甚者,根据英格兰银行报告,2022年英国养老金危机中,负债驱动投资策略(LDI)因量化模型集体抛售国债引发流动性螺旋,估计造成市值损失可能在1250亿英镑至1500亿英镑之间,印证了算法驱动下市场风险的超线性扩散特征。
最后,操作风险主因从人为失误转向技术失控。集中式技术架构的脆弱性日益凸显。2023年,汇丰银行核心系统瘫痪导致全球支付中断超过12小时;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因数据中心故障引发全国支付系统停摆10小时,直接损失2000万澳元。智能合约的不可逆性同样构成重大威胁,比特币(Bybit)交易所因合约漏洞导致108亿元加密资产被盗,暴露自动化金融基础设施的潜在风险。技术赋能在提升传统风险治理效能的同时,也改变了风险的生成逻辑与传导机制,形成了效率提升与风险升级的复杂辩证关系。这种双重效应要求商业银行重新审视风险治理的底层逻辑与应对范式。
(二)新型风险的交叉涌现。数字技术也催生了多重新型风险。其交叉性、跨界性与系统性特征对传统治理框架构成严峻挑战。首先,数据主权与安全风险形成价值释放的双重约束。API接口滥用与跨境数据流动会引发主权争议。截至2023年,自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实施,金融机构累计罚款3亿欧元。其中,意大利邮政银行(Poste Italiane)因数据泄露被罚1150万欧元。另外,第三方数据质量参差挑战模型有效性。根据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调查发现,2022年,美国某消费金融公司因接入虚假物流平台数据,年度坏账损失增加超2亿美元,暴露生态协同中的数据治理盲区。
其次,技术依赖与脆弱性风险凸显基础设施隐患。中小银行过度依赖单一云服务商,例如,某城商行因服务商宕机导致业务停摆8小时,恢复成本超1亿元。量子计算进展威胁现有加密体系,非对称加密算法(RSA)面临2030年前被破解的风险,迫使商业银行启动抗量子算法迁移计划。
最后,生态耦合与监管滞后加剧系统脆弱性。开放银行模式下,合作方违规操作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例如,蚂蚁集团2020年首次公开募股(IPO)暂停事件揭示科技与金融深度耦合可能放大系统性风险。与此同时,算法黑箱引发伦理争议,美国某银行AI模型对少数族裔拒贷率高出白人客户23%,而数字人民币跨境业务面临多国监管规则冲突,凸显全球治理框架的碎片化。
为应对数字经济的复杂风险生态,中国应构建敏捷监管与韧性治理的双维协同框架,以技术赋能制度创新、以生态韧性筑牢安全底线,实现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
(一)敏捷监管聚焦技术驱动的规则重构。敏捷监管(Agile Regulation)的概念源于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WEF)提出的“敏捷治理”(Agile Governance),其核心是通过适应性、包容性与可持续的决策机制应对技术变革的复杂性。2021年经合组织(OECD)在《关于实施敏捷监管治理以促进创新的建议》中进一步明确,敏捷监管需构建开放、协调、韧性的治理模式,以平衡创新激励与风险防控。监管科技(RegTech)作为实现敏捷监管的核心工具,通过技术赋能提升监管效率、透明度与参与度,成为全球金融治理转型的关键支撑。
首先,国际实践中规则先行与技术约束。欧盟在敏捷监管领域率先形成制度范式。2024年正式落地的《人工智能法案》(AI Act)要求高风险AI系统提供可解释性文档,并设立全球最严苛的违规处罚标准——最高处以相当于企业全球营业额7%的罚款,从算法透明度层面为技术伦理设立硬性约束。此类规则不仅强化企业责任,更通过技术标准输出影响全球监管框架。
其次,中国则注重制度创新与主权治理协同。中国将敏捷监管与金融安全战略深度绑定,形成技术驱动规则重构与主权引领生态协同的特色路径。根据《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与2025年全国两会“统筹安全与创新”的顶层设计,中国正加速监管科技本土化落地。具体表现为:其一,沙盒机制推动技术可控迭代。截至2022年3月,上海累计批准32个金融科技沙盒项目,涵盖隐私计算、AI风控等高敏感技术,通过实验性监管降低创新风险;其二,算法治理设定严格标准。中国人民银行《人工智能算法金融应用信息披露指南》规定,要对金融应用中算法主体建立的伦理机制进行说明与审计,违反算法可解释性等要求的机构将会面临处罚和整改;其三,数据主权规则重塑跨境流动秩序。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应用程序接口安全管理规范》要求API接口实施双向加密、动态令牌、二次授权三重防护。截至2024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的数字人民币试点范围拓展至17个省(市),累计交易金额达6.6万亿元,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覆盖182个国家和地区,为“一带一路”数字金融规则的输出奠定基础。
最后,敏捷监管的深层价值体现在技术赋能与制度韧性。中国实践表明,敏捷监管不仅是工具升级,更是治理范式的系统性变革。通过沙盒机制包容技术创新、严苛规则约束技术滥用和主权标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正在探索一条技术可控、风险可承受、规则可输出的敏捷监管路径,既能回应数字经济的安全需求,也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东方智慧。
(二)韧性治理以制度设计筑牢金融生态。韧性治理(Resilient Governance)源于生态学对复杂系统的适应性研究,其核心是通过动态调适规则、技术与协作机制,提升系统抵御冲击、恢复稳态的能力。经合组织(OECD)将其定义为“增强系统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能力”,强调治理框架需兼具效率与安全、开放与可控的辩证统一。全球范围内,韧性治理正从理论共识转向制度落地。例如,美联储设立金融科技风险缓冲基金,应对技术漏洞与生态链断裂等极端事件;2020年,二十国集团(G20)提出通过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原则改善跨境支付的倡议,未来应协调各国稳定币储备与反洗钱标准,为数字资产跨境流动提供合规框架;欧盟也通过《数字运营韧性法案》(DORA),强制金融机构通过压力测试验证技术韧性。
从国内看,中国应将韧性治理上升为国家金融安全战略,更需关注技术自主与生态共治的深度融合,以实现三重突破。首先,技术底座自主化攻坚。其一,基础设施韧性升级。系统性银行应进行“多云多活”改造,缩短核心系统故障恢复时间。例如,工商银行的量子通信网络可覆盖京津冀、长三角,抗量子攻击能力提升千倍。其二,分布式架构风险隔离。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可通过混合云部署,将系统中断恢复时间缩短,验证去中心化架构的应急价值。
其次,生态协同制度化创新。其一,开放银行国家标准构建。中国人民银行可借鉴美国金融稳定法规中的美联储应对生态链断裂风险机制,主导设立金融科技风险缓冲基金;国有大型银行也可牵头制定API接口规范,例如,目前建设银行的“建行e链”平台已经服务超9000家核心企业,超37万链条企业,有效提升贷后风控效率等等,由此实现韧性治理的自适性操作。
最后,可引领全球治理范式。其一,中国韧性治理具有制度优势。可通过监管沙盒、压力测试与国际协作联动,模拟生态断链等极端场景,输出金融风险处置的中国方案;其二,具有技术主权。中国可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隐私计算、区块链安全等国际标准,将数字人民币电子支付跨境规则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术框架。这一路径不仅筑牢国内金融安全防线,更通过规则输出与技术赋能,重塑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秩序。
综上所述,商业银行数字战略,既是技术革命,更是风险治理范式的根本性变革,要求商业银行在技术赋能、风险嬗变与监管响应三个维度实现系统性突破。未来,商业银行需在创新包容与风险可控之间寻求动态平衡,而监管机构则需以规则引领创新,构建敏捷、包容、全球化的治理框架。通过技术、生态与制度的协同发展,方能实现银行在数字化浪潮中的韧性跃升与价值共生,护航金融体系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丁宁、王冰为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谷雨泽为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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