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年初，中国团队深度求索（DeepSeek）发布的开源通用大模型引发全球震动。这一突破挑战了闭源巨头的算力垄断，验证了开源模式在技术普惠与成本优化上的潜力。DeepSeek大模型的免费平权、开源通用和技术创新，奠定了数字社会主义的技术基石。

　　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构成了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催生了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形成，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无限机遇的同时，也为数字社会主义奠定坚强的社会经济基础。在数字技术革命中，数据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之后的第七大生产要素，其非排他性、共享性特征冲击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根基。正如马克思所言，当“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时，新的社会形态必然诞生。数字技术催生的协作生产、开源共享等模式，使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成为可能，这正是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起点。

　　数字社会主义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分支，强调通过数字技术重构生产关系，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共享与协作生产。在这一进程中，开源与通用大模型的崛起，不仅颠覆了传统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本垄断格局，更通过技术民主化与知识共享机制，为数字社会主义的实践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

　　开源模型相对于闭源模型而言，映射出资源分配与社会价值的对立和意识形态技术路径的分野：开源模型的开放性使代码透明，允许用户自由修改与共享，形成“技术公地”，促进技术生态改善；而闭源模型则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封闭核心算法，依赖API接口实现外部应用的集成与调用。开源模型的创新性突出，其依赖社区协作的创新模式，通过全球开发者的众包式贡献加速迭代；而闭源模型则受限于企业研发团队的封闭决策，创新速度滞后。开源模型，使中小企业和个人开发者能以低成本接入人工智能（AI）能力，推动了技术平权和社会价值实现；闭源模型则通过高额授权费用加剧资源垄断，形成“数字鸿沟”。开源模型通过免费共享代码、参数与训练方法，显著降低了技术准入门槛，使中小企业和个人开发者能以极低成本定制垂直模型。开源模型重构了技术生产关系，开源社区遵循“集体智慧”原则，开发者通过协作优化模型性能、扩展应用场景。这种去中心化的协作模式，将技术生产从私有化转向社会化，呼应了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普惠算力与数据共享实现了技术平权，中国算力网开源开放试验场提供超过5E Flops的普惠算力，加载500T公共数据集，惠及全球17万开发者。这种基础设施的公有化，标志着算力从资本独占资源转变为公共产品，为数字社会主义的“按需分配”奠定经济基础。

　　通用模型与专业模型（如医疗影像诊断模型、金融风控模型等）相比，其本质是技术普适性与垂直深度的权衡。通用模型的核心特征表现为，通用模型的大规模参数与泛化能力，通常具有数十亿至数万亿参数，可处理多领域任务；其多模态支持，能够融合文本、图像、语音等多种输入输出形式；其具有的高资源依赖性，训练和部署需庞大算力与数据支持。通用模型共享意义表现为，作为“数字时Kaiyun代的电网”，能够为各行业提供基础AI能力，具有基础设施属性；作Kaiyun为创新孵化器，通过开源社区的二次开发，催生多样化应用生态；其技术工具的平权性，削弱了大企业的数据与算力垄断，有利于中小企业参与竞争。

　　开源与通用模型通过瓦解技术垄断、激活集体智慧、重构生产关系，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理想注入数字生命力。正如凯文·凯利所言，“开源不是乌托邦，而是数字时代的合作社运动”。只有坚持技术民主化与社会化生产的双重逻辑，才能实现数字革命的社会主义转向。开源通用模型不仅是技术创新的载体，更是数字社会主义的基石。它通过代码开放、协作生产与成果共享，重构了技术权力的分配逻辑。在全球技术范式转型、经济结构重构、治理体系变革的趋势下，许多国家开始了数据公有化运动。欧盟《数据治理法案》与中国的国家数据局建设，标志着数据从私有资产向公共资源的转型，推动了数据要素的社会化共享。开源生态的崛起和开源软件的普及，打破了技术垄断，形成“集体智慧”驱动的协作生产模式。从平台资本主义到协作经济模式的转型，为数字社会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提供了技术支撑。算法调控的复兴，使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为有计划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新可能。智利1970年代的Cybersyn计划虽然失败，但其“分散式信息调控”理念在当代算法经济中的复活，为通过消费数据分析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可能。从中心化到分布式的治理体系变革，为数字主权与多极化治理建立了本土化数据的治理框架。技术伦理与人文价值嵌入，为针对算法歧视、数据殖民等问题提供了“关怀伦理”的分析视角，为社会价值融入技术设计的社会价值创新建立了可持续伦理规范支持。

　　随着通用人工智能（AGI）的社会化，AGI将重塑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分工，通过公有化机制避免技术垄断。量子计算与区块链的融合，不仅能够提升算力效率，而且能够保障数据安全，为数字社会主义提供技术基础设施。全球数据公地建设，通过国际协作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可推动数据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数字基本收入的试点，能够基于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收益，探索全民数字基本收入制度，实现技术红利的公平分配。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社会形态转型，数字技术将极大提升生产效率，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从“民族国家”到“数字共同体”，数字技术打破地理边界，推动全球协作网络的建立，可形成“数字人类命运共同体”。

　　数字社会主义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分支，既是马克思主义在数字时代的适应性发展，也是全球技术革命与制度演化的必然产物。在算法不断创新和算力不断增强的驱动下，随着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和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普及，数字社会主义正从理论走向现实。

　　（作者席恒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王涵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